3月6日，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雷颐以“日本开国、维新的中国因素”为题，向在座师生讲述了近代日本以中国为师，并最终实现跨越式发展的历史经过。
1853年，美国东印度舰队佩里准将率领的4艘军舰出现在锁国已久的日本江户湾水面，将美国总统要求日本开国的信交给了当权的德川幕府。由此，日本被迫开国，进而维新，大踏步迈入“现代国家”。雷颐说，在日本开国、维新的过程中，中国这个局外者恰恰成为了西方了解日本、日本了解西方的双向互动窗口，对日本产生了深远影响。
日本人首先“求教”的对象，是明朝抗倭名将戚继光的《纪效新书》和《练兵实纪》这两部兵书。雷颐最初读到这一段史料的时候，也颇感惊讶：“戚继光、俞大猷等明代抗倭名将万万不会想到，自己防御和抵抗‘倭寇’‘倭奴’的兵法战术，几百年后竟为‘倭寇’‘倭奴’所用。”西方列强侵犯日本一定是从海上而来，同当初“倭寇”侵扰中国类似。因此日本想借用戚继光海战的经验。“即便这些书中有‘倭寇’‘倭奴’等对日本人有侮辱性的词汇，他们也没有拒绝、批判戚氏等人的理论，而是积极吸收。”雷颐说。
正是从戚继光等人那里习得的兵法战术，成为日本幕府末期引入西方现代兵法的引导，对日本人接受西方军制改革起到了重要铺垫作用，推动日本社会转型迈出了关键的第一步。雷颐认为，日本之所以会与大清走上完全不同的两条改革道路，原因在于“日本人更重实际，而没有纠结于那些虚无缥缈的名义之争。”
1868年，明治天皇建立新政府，进行近代化政治改革，在历史上留下了“明治维新”这浓墨重彩的一笔。“与此同时，对大洋彼岸另一头的大清来说，却是悲哀的开始。”事实上，横井小楠、桥本左内、西乡隆盛、高杉晋作等一大批“明治维新”中的能人志士都曾对中国十分推崇。雷颐介绍，时年29岁的高杉晋作一度前往上海取经求学，但他发现清政府竟然仍禁止学习、仿造洋枪洋炮，禁止仿造军舰，他沉痛又鄙夷地写道：“中国的衰败在于不能造能闯万里波涛之军舰，也不能造能防御敌人于数十里之外的大炮。并使彼国志士所译之《海国图志》绝版。因循苟且，空渡岁月，徒然提倡固陋之说”。高杉晋作此论相当有代表性。自此，日本的“中国观”发生了根本性变化，认为中国不足为榜样，更坚定了日本有识之士推动维新的决心。
“魏源编写的《海国图志》本是中国人‘睁眼看世界’的启蒙读物，但却被自诩天朝大国的清政府禁绝。高杉晋作在中国求购此书时，发现书商竟未曾听说过。”雷颐不由得发出感慨，“《海国图志》在中日的不同命运，可视为两国对现代化挑战不同反应表现的缩影。”